一场纪念

刚上大学的时候修公共演讲英文课，有一节课的主题是畅想十年后。我那时候喜欢坐靠窗，烘着暖气走神。

我的大学在长安街延长线上，窗外是一个天桥，天桥上挂着横幅，红底黄字，“热烈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”。我同桌小声地笑了：“十年后就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” 我也笑了。我都能想象到十年后这个一模一样的视角，一模一样的场景，横幅上的字体也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换了一个数字。我当时恐怕也以为十年对世界来说是很小的一个单位，没想到五六年之内能发生这么多事情。 实名化的中国其实也差不多是从十年前开始的。我那时候还在上中学，寒暑假会坐火车去外婆家。买火车票突然要实名身份信息了，而我是个没有身份证的未成年人，我拿着全家的户口本买了几次火车票以后，我爸觉得不行，带我去派出所办了身份证。这应该是第一步，没有身份证不能顺利出行。 然后我去上大学，办新的手机号，移动公司问我要身份证。那一年其实也刚开始实名办手机号，没有身份证也能办，但是用身份证的话流程会特别快，还送一点话费。之后没有身份证就办不了手机号了。 再后来当然就是网络安全法发布，所有社交网络都需要手机验证码了。其实这也是一步一步来的，微信和支付宝搞出了抢红包的玩法，一开始大家也不管有事没事就往群里发红包，我为了抢红包还摔碎过一块手机屏幕。微信账号上有钱了以后，如果想提现，就得绑定手机号和银行卡。再后来没有手机验证码就不能发微博，后来连登录也要手机号。 我记得零几年的时候发生了好几起非常严重的网络暴力，那时候还叫“人肉搜索”和“出征”，小说和电影《搜索》好像就是基于这几个案子改编的。那时候人们开始在微博上反思社交网络时代的弊端，很多人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网络实名化，认为这样可以震慑网络暴力的施暴者，让他们知道作恶是有后果的。但是我们开始考虑隐私，反而是在实名化之后，大家突然发现了把信息拱手相让给当权者，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主意。 “棱镜”计划爆出的时候举世震动，很多人去《疑犯追踪》的豆瓣页面里评论说没想到这是一部纪录片。我也喜欢这部电视剧，从它刚出第一季的时候我就在追，那时候我上高中，每周周末才能回家看一集。但我那时候从来没觉得这是一部科幻片，我对“棱镜”也并不很惊讶，因为十几岁的我以为所有政府都是这样做的，都会监控民众。我有这种印象可能是因为，早在“棱镜”之前，我记得QQ邮箱和网易邮箱就被爆出过类似的事情，公安完全可以看到你的电子邮件内容，就像犹太人的家书被拆开看完又封上，苏联茶馆的烟灰缸底下粘着窃听器一样（我小时候真的很喜欢看阴谋论）。 等我意识到不该如此，又是上大学的时候了。共享单车方兴未艾，所有公司都在耍花样吸引顾客，“小蓝车”在那一年的初夏搞了个策划，把附近的车的标识从自行车改成了坦克。一个完全没必要纯粹吸引眼球的策划，让这个公司直接倒掉了。这个公司当然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但是我有一个同学把小蓝坦克的截图发进了年级QQ群里，那个群直接消失了，这个同学被带去问话了。好像不算特别严重，是公安来学校找了他，还有辅导员老师在场。后来我参加了辩论社团的活动，头几个议题里就有“社交网络应不应该被审查”，那还是我第一次学censor这个词。 我还记得很多事。 我记得北京申冬奥，重新划了自然保护区，恰好留出了规划中的高山滑雪场。很多生态学家都说不行，都被删了，Nature也发了一篇新闻稿，中文版发在微信公众号上，也被删了。 我记得修宪法那年北京一整个冬天干燥多霾，就在开完会后的三月份下了一场大雪。 我记得有人开大G进故宫，有人拿捐给小女孩的钱去给男生买相机。 我记得我准备毕业的时候，同样快要毕业的岳昕不见了。 我记得有一个维族小伙子回家放暑假，飞机落地就被带去录入了指纹声纹，还抽了血，扣了他的护照让他差点赶不上飞机。 我记得红十字会拦下了所有捐赠的口罩，给并不收治呼吸道感染病人的中医诊所发了好几箱。 我记得李医生被晾在ICU孤独死去，他的同事们再抢救了一夜他的尸体。 记得有用吗？可能没有。但是我怕我不记下来，就少了一个人记得。我也怀疑记忆的真实性，这些东西是真的发生过，还是被我的脑子糅在了一起？ 我希望李医生的孩子长大后不用面对他父亲曾面对的处境；我希望他如果万不得已走到了这个处境，还愿意做出和他父亲一样的决定；我希望他的决定不会给他招致他父亲的悲剧。这是我们这一辈的使命，因为这是我们欠李医生的。